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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详解敏感案件:宁失不经,不伤无辜

发布时间:2019-10-25 10:26:15 已有: 465 人阅读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9月12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干部业务研讨会上演讲的摘录。

在这篇一万字的文章中,张军列举了一些处理社会问题的原则:

感染艾滋病的罪犯应该被拘留吗?

在女生宿舍对未成年女生的性侵犯能否被视为公共场所的猥亵行为,从而加重对罪犯的惩罚,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20多年前,一个17岁的孩子被一个成年人带去杀人。对他犯罪行为的起诉应该在20年后获得批准吗?

自201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为何公众认为这是正当防卫,而司法机构起初却不这样认为?

张军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真实的案例,并指出检察工作的概念应该更新。

张军指出,在起诉的概念上,法律规定和检察机关一直强调,如果对犯罪或非犯罪有疑问,就应视为无罪。如果对轻罪和重罪有疑问,应根据轻罪处理。这实际上是中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由来已久的谨慎惩罚概念。迷失方向总比伤害无辜好。

以下是张军文章的摘录:

这个概念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思考新事物,因为社会在发展,司法案件总是会遇到新情况。在实践中,一些检察官处理案件的依据通常是事实证据没有问题,而且法律已经公布。如果法律适用得当,就不会有错误,他们将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司法处理上等同于“工匠”。与满足新时期人民日益丰富的需求相比,无疑远远不能满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什么?依法办案如何体现正义的价值追求?一类病例高发的深层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办案会有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些都需要深入思考。

不可否认,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和司法机关往往把检察机关视为犯罪的检察官。相当多的检察官通常同意这一标签,这反映在对个别案件的处理上。他们倾向于逮捕或不逮捕,起诉或不起诉,宽大或严厉,宽大或严厉。事实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坚决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实事求是、依法准确、客观公正是根本的价值追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了同样的立法目的: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刑事诉讼法》第2条要求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罪犯,保护无辜者免受刑事调查。第52条规定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有罪或无罪以及犯罪严重性的各种证据。为什么要求收集有罪或无罪的证据以及罪行的严重性?首先是惩罚犯罪,而不是放纵。第二,不要伤害无辜者。第三,罪行和惩罚应该调整。不要沉溺于犯罪,不要伤害无辜,要适应犯罪和惩罚。哪个应该被更多地考虑,哪个更重要?焦点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特殊时期在当时有特殊的背景和政策考虑。严打期间,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行逮捕或不逮捕、起诉或不起诉、判刑或不判刑,要求从重处罚、从快处罚。但是,在新的时代,为了不沉溺于犯罪,不伤害无辜的人,为了适应犯罪和惩罚,必须做到三位一体,这是应该同等重视的。在起诉的概念上,法律规定和检察机关一直强调:对犯罪和非犯罪有疑问的,应当视为无罪;如果对轻罪和重罪有疑问,应根据轻罪处理。这实际上是中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由来已久的谨慎惩罚概念。迷失方向总比伤害无辜好。

(一)围绕以人为本的政治要求,承担检察机关的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NPC、CPPCC工作报告的关键词是以人为本。检察工作必须切实贯彻以人为本。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司法问题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和方法,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不久前,有一份报告反映了艾滋病毒恶意传播造成的社会恐慌。专家们呼吁改进立法,加重处罚。因为它涉及到诸如感染艾滋病毒的罪犯不能及时被拘留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在各方面的意见中,有些人建议,如果艾滋病患者涉嫌犯罪,应谨慎拘留。什么意思?这是应该收集的。应当采取谨慎的监督措施,以避免艾滋病在监狱中传播。这种建议没有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将那些有罪且应该被拘留的艾滋病患者投入社会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从更好地保障人们安全感的角度来看,应该毫无例外地接纳他们,以防止这些人抛弃自己,在社会上恶意传播艾滋病。检察机关在提出具体办案意见时,应当认真思考如何在检察工作中体现政治,如何以人为本。

(2)善于把握和解决个案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从具体案件中寻找并促进深层次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反映检察官的职业敏感性和社会责任:你是否对成为一名“还过得去”的检察官感到满意,还是试图成为一名具有检察官地位的司法大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抗议了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在出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时,发现这不是一起意外案件。对未成年人性虐待案件的进一步了解表明,这是目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抗议被减刑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检察建议”,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相关问题的防控。通过处理这一案件,不仅纠正了这一情况,而且促进了最高人民法院原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女宿舍不是公共场所的规定的修改。根据《刑法》第237条关于强制猥亵罪的规定,如果确定在公共场所实施猥亵,可判处五年以上徒刑。女生宿舍是起诉犯罪的公共场所吗?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议时,明确表示女生宿舍应被承认为公共场所。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检察官是否认真考虑了案件背后反映的问题?作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不能满足于做办案的“工匠”,而必须努力学习,提高到“人人”的水平,通过办案引领社会正义和价值取向,通过总结办案纠正现存的社会治理问题,通过办案促进司法解释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不仅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可以充当“每个人”。在新的时代,每一个检察官都应该努力成为一个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信任与满意的司法“人人”。

(三)把握立法原意,办理批准的起诉案件。《刑法》规定了起诉的限制制度。如果法定最高刑罚明确为无期徒刑或死刑,20年后认为有必要起诉的,必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这样的规定,立法的初衷应该是基于不起诉原则,起诉作为例外。这是在实践中掌握它的方法吗?一名犯罪嫌疑人24年前在村子里与一个熟悉的女人通奸。通奸后,女人向对方要钱,如果她不给钱,对方会很难过。犯罪嫌疑人然后杀了那个女人。24年后,嫌疑犯通过从受害者身上提取的dna被发现。司法机关认为犯罪性质、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的,应当起诉并提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考虑是否起诉类似案件时,必须认真考虑法律为何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它是要严格把握,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考虑,从国家层面判断,不仅要从案件提起的具体地点考虑是否起诉,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当事人或其家属有请愿和上诉的倾向,决定起诉。在办案中,我们必须从立法初衷出发,认真研究,慎重处理。还有一个例子。20多年前,一个17岁的孩子被一个成年人带去杀人。20年后,无论从批准起诉的最初立法意图还是从当年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缓刑和救助政策来看,当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都不应再追究。正因为缺乏调查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所谓“稳定”,所以各级都有报道。用这种思维方式和观念来指导办案,实际上就是不作为、不负责任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不称职的。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做好人民的工作,我们必须付出更多。不可能通过“一步一步敲鼓”来实现这一点。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不管是消极敷衍,还是认真负责地围绕法律精神和进步的司法理念去做,不管是从困难中退缩,尝一点滋味,还是全力以赴去做,效果都是完全不同的,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努力。例如,善用司法救助资金。在刑事案件处理的初始阶段,如果检察机关在考虑适用宽严相济制度后决定予以逮捕和起诉,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案件的处理会不会更加顺利?让当事人早日得到帮助,无疑促进了认罪、承认惩罚和宽大制度的适用。办案的社会效果好吗?普通人还能更真实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更真实地感受到幸福和成就感吗?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这一责任,努力进一步开展和做好检察工作。

(4)准确识别正当防卫。自2018年以来,一系列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引起了社会关注。按照通常的思维和传统的司法理念,这些典型案件可以作为有罪案件在司法机关进行调查、逮捕和起诉。然后有必要反思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社会舆论和公众感情都同意这是正当防卫。司法部门起初并不这么认为。在更新司法概念时需要反映以下因素:

一是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这些案件之所以在开始时甚至在被加热之后被司法机关视为刑事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司法概念的影响,特别是传统的理解,即合法辩护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这并没有在法律与无法无天、正义与不公正、勇敢与非法侵权之间产生根本的区别。所涉行为的性质并未首先依法界定,而只是作为一般伤害案件和侵权案件,将在看到谁受伤、谁先开始手术、谁更强壮后进行鉴定。正当防卫行为仅被视为损害行为和侵权行为之间的对抗,行为背后的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行为的社会和法律性质并未被看到。因此,正义应该支持、限制和制裁的灵魂并没有得到体现。坚持传统观念,我们没有考虑法律和违法之间的区别,更不用说法律不能向违法屈服的观念了。

第二,受上述缺乏灵魂的司法理念的影响,对防卫时机、防卫手段、防卫力量、防卫后果等做出了各种不切实际的限制。脱离现实和教条。它没有把自己放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而是真正地接近现实,融入到案例中,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如果是同样的非法侵权行为,会有什么反应?例如,一个又高又大的罪犯害怕伤害自己,害怕和他打架。对于正常人的压力反应,害怕弱者和在激烈的战斗下很难判断他们是否获得了安全和无法控制的持续防御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做出实际的考虑,而是用事后的判断来对正当防卫人员提出不可能的限制,这些人在世界之外和办公室里都有那种“平静”。正是由于这种刑法理念和司法实践,《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针对正在进行的攻击、谋杀、抢劫、强奸、绑架和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造成非法侵权者伤亡的暴力犯罪的任何防卫行为都不构成过度防卫,对上述非法侵权者的死亡或伤害都不承担刑事责任。此类法律法规应结合《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适用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考虑当事人的反应,而不是事后进行分析。

第三,司法机关在处理客观上造成重大伤亡的案件时,往往有平定局势的心态。犯罪发生时,我们如何打击违法行为,向正当防卫中被害的犯罪嫌疑人家属解释真相,向社会解释法律原则?缔造和平意味着什么?是你的行为杀了人。申请缓刑或相对不起诉是可以的。传统的司法理念认为,当事人应当接受并将接受。人们还担心,在无辜的待遇之后,先前的拘留会得到国家赔偿。所有这些想法都应该得到纠正。同时,要做好善后工作,如果发现被正当防卫杀害的当事人的近亲属生活确实有困难,这与民事救济的情况相一致,也有必要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在正当防卫方面,我们也应该防止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过度矫正。应特别注意非正当防卫的战斗和伤害,如挑衅防卫和假设防卫。由于当时舆论的影响,非正当防卫被视为正当防卫。在这种情况下,与最初的立法意图相反,社会秩序将受到严重挑战。

总的来说,一段时间以来,检察机关通过行使不上诉权纠正了一些社会关注的案件,这一点已得到广泛承认。然而,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以及这些案件背后司法观念的变化也表明,检察机关过去没有足够的责任。最近,检察机关在几起正当防卫案件中依法履行职责时,正在认真考虑如何满足新时期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和正义的新要求,并试图在供给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产品和检察产品。

检察官应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这是中外法律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共识,也是首次写入《检察官法》。事实上,一个案件是否被起诉不仅是一个司法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理解和正确运用检察权的问题。检察机关既有起诉罪犯的法律责任,也有保护无辜者的法律责任。要收集证据,还应注意无罪和轻罪证据的全面收集,并全面考虑适用的法律。当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困难时,轻罪是严重的,应从轻处理。有罪和无罪,按照无罪的待遇,最好是输,而不是伤害无辜。

检察机关应当严格履行客观公正的义务,努力改变检察机关片面的起诉和重罚形象以及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误解。在目前情况下,针对私营企业负责人的犯罪无论能否被抓住,政策往往不会被抓住。对于那些可以起诉或不起诉的人,政策倾向于不起诉。只有依法正确倾斜,中央精神和对私营企业的援助才能真正到位。

张军演讲全文:“检察工作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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